童子軍團的初期組織--五臟俱全
童子軍團務組織是嚴家麟先生參閱了有關英、美兩國書籍,研究融合後,編纂成書,而建構了我國童子軍團務組織模式,在當時就實施辦理,雖然經過一百年長時間的洗禮,與現階段並無太大差異,下文特將楊才富先生在「曇華林中的文華」文中對當時童子軍團組織所作的回憶,提供各團領導人員,作古今制度比較研閱:
1913年2月25日,文華組織了60名年滿16歲的學生童子軍,由嚴家麟先生擔任童子軍訓練學校的「教頭」。除嚴氏這位童子軍主管外,還有其他幾位老師分別擔任童子軍指導、秘書、助理指導、特別指導、財務等。嚴氏翻譯了<童子軍常規>(Scout Utsreg ulation),並用中文編製了童子軍旗語通訊系統。同時,他還編寫了5本起詮釋作用的書,以應其他學校向文華索取有關童子軍資料的急需。這5本書是<童子軍初級問答>、<露營>、<童子軍營舍建造法>、<童子軍橋梁建築法>和<童子軍軍鑒>。
1913年(民國2年),上海的華童公學,基督教青年會中學,上海格致中學等校也先後創辦童子軍。全國爭相仿傚。童子軍的組織,活動普及於全國各公私立中小學,但還沒有一個學校的童子軍能比得上文華的童子軍。
1913年,在民國第一個國慶節裡,文華童子軍首次向社會亮相。1914年初春,文華童子軍擴招了25名男孩。學校對童子軍進行了考試,並向優勝者頒發了勛章。在文華童子軍的影響和幫助下,1916年初,博學書院大學部、漢口教區總教堂附屬學校和福齊學校等相繼成立了童子軍。
1919年,武昌高等師範學院也組織起童子軍。1920年,「模範學校」的童子軍也組織起來了。到1921年文華成立50周年時,學校已有126名童子軍在冊。由四小隊組成中隊,設中隊長,孟壽彭擔任中隊長,鄭凱卿任技師,確實具有多方面才能和技藝,人稱之為賀楚江掌文書—林樹楷任總務。
初期童子軍的訓練--非軍事訓練
童子軍雖然來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,引進來中國後,其目的是培養中小學生的集體主義精神,讓青少年自小掌握一些手工技藝,如雕刻、塑像、竹製、木工、縫紉、烹飪、架橋、繩結、野營,讓青少年鍛鍊獨立生活的能力,並不是壞事。
文華學生年齡小的都參加童子軍,經過選拔,批准後,才能加入。入學時每人需繳制服和零件費(發水壺、尼帽、綁腿等)。童子軍也有鼓號隊(當時稱「洋鼓洋號」)洋號隊亦有練習鼓號時間的規定,定指定派去人員。發信號如擊掌與「起床」晚上掌號「就寢」(熄燈),掌號「早操」,掌號「集合」(歸隊)等。
童子軍的初期活動--遊行、春夏露營、迎賓
每年或每一學期文華童子軍總要列隊外出亮相兩三次—踏青旅遊,夏季露營和秋季野營,童子軍全幅武裝、領巾、軍章、零件一律配戴整齊,執軍歸隊(即有木槍,只用木製)隊長自檢查各隊裝備後待出動,童子軍號鼓隊走在最前面,嚴家麟軍長和列隊長領隊,一聲口令,軍號吹響,大隊應鼓號聲齊步出發前進,各個雄糾糾氣昂昂精神煥發。延路上鼓樂聲與步伐和諧統一,歌唱聲與感情渾然一體,全隊表現風格一致,深受群眾歡迎—歡呼聲、掌聲、讚不絕口。
一年一度的文華校友會的團聚在每年元旦舉行。首先觀看文華
童子軍操習—童子軍軍長嚴家麟指揮在總前整隊,號鼓樂隊歡奏在前,領隊雄氣昂昂地進入操場。一聲口令「立—定」,童子軍全隊止步—「行列整齊。指揮定」。隨後,表演各式體操,隊形變換,表演語,傳令對話等。其次,檢閱—閱操,檢閱軍操,康明德主持(筆者按:康明德1922-1927年文華高級中學校長)發號司令—文華銅樂隊帶隊操演。
童子軍第一次國外交流--參加美國童子軍活動
1935年美國童子軍成立25年紀念,邀請中國童子軍派代表團,團長嚴家麟,副團長徐冠如,組織人員由南京總會在各地招考共取13人,宋伯廉代表文華及湖北省,是代表團成員之一。路上用了二個星期,結果紀念會取消了。就按教育部的指令在美國訪問一、二個月,受到華僑的熱情招待。
中國童子軍代表團赴美參加世界童子軍代表大會時,文華國樂隊參加了大會的演奏,受到大會代表的歡迎。
中國童子軍名稱的由來
根據維基百科中華民國童軍史記載:我國童子軍運動創立兩年後,在1913年由海華童公學校長康普(Kemp)舉辦童子軍教育會議,會中決定採用「中華童子軍」之名稱,並成立「上海中華童子軍協會」推廣童軍運動;更於1915年,第二屆遠東區運動會在上海舉行時,因運動會期間有多達300位的童軍成員參與運動會之服務,負責維持會場秩序、協助辦理場務,同時表演童軍操法、救護、旗語、炊事等各項技能,讓各地人士耳目一新,認同童軍教育的重要,並決定組織「中華全國童子軍協會」。
筆者歸納部份童軍史料記載,相互對照下,發現我國童子軍創立之初,其名稱因嚴家麟先生在牿牛嶺養病時,苦思之後以「童子軍」定名,期與當時學校組織較傾向與培養政軍關係之「救世軍」、「學生軍」有別,以清楚定位,發展到1915年(民國4年)全國統一之名稱,還是在「中華全國童子軍協會」的民間組織。
經查証:組織名稱在嚴家麟先生於1943年6月14日在「童子軍學術講座」上,也親口說:「在牿牛嶺養病期間,我曾仔細考慮過BOY SCOUT的譯名問題。用『偵探』二字恐不為國人所重視,又鑑於當時有『救世軍』、『學生軍』的組織,並沒有軍隊的意義,於是決定譯為『童子軍』,SCOUT MASTER譯為『軍長』。想不到這個譯名,以後會引起一般人的誤解,發生基本觀念問題,乃是始料所不及的。」
從上文顯示他在童子軍創立32年後,還感覺名稱使用「童子軍」不是最理想,因為自1926年(民國15年)童子軍開始國民黨化,1942年(民國31年)在重慶廣播大廈「中國童子軍創始30周年紀念大會暨確認嚴家麟先生為中國童子軍創始人榮譽獎典」中,接下從戴傳賢副會長代表蔣中正會長頒授「萬里杖」,這一刻時空背景對嚴家麟先生來說,是界定他政治立場與童子軍組織完成黨化的目標。但是在張效良先生恭攥「張忠仁先生與中國童子軍運動」文中,對嚴家麟先生接受「萬里杖」的記述,有一段記載颇令人玩味,原文為:「一樁被一些人誤解了多少年的真實事蹟,在這次盛典中還了清白。」這寓意了當時可能尚存有許多童子軍創始、名稱、政黨化的問題疑慮,而到底又還給嚴先生那些清白?時隔至今百年,名稱與屬性困擾近一甲子,政黨多次輪替,我們既不能否定其中艱辛經營的功績,又難論斷既成事實對未來發展的成敗。
再觀之兩岸執政型態,這麼好的青少年組織,應該由那位有遠見的政治家、有作為的政黨或領導人,能敞開心胸、跳脫歷史束縛,給予大力提倡,相信是未來童軍發展過程中,最期盼發生的一段精彩的歷史。